公曆:

在四川的藏族流動人口

文/黃維忠


2012年2月23日至28日間,“內地藏族流動人口研究”課題組分別在四川成都、北京召開了三場小型座談會,就內地藏族流動人口對漢藏民族關系的影響等諸多問題展開討論。其中既有相關領域的研究專家,也有在成都市發展的藏族企業家。

2011年5月29日,成都市國際非物質文化遺産博覽園,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演員在表演丹巴嘉絨鍋莊。 江宏景攝 新華社

2012年2月23日至28日間,“內地藏族流動人口研究”課題組分別在四川成都、北京召開了三場小型座談會,就內地藏族流動人口對漢藏民族關系的影響等諸多問題展開討論。其中既有相關領域的研究專家,也有在成都市發展的藏族企業家。以下是其中部分專家的發言摘錄:

冉光榮

(四川大學西部開發研究院學術委員、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漢族地區的藏族的活動,是我們要加以關注和研究的現象。成都號稱“西藏的後花園”,那麽武侯祠橫街就是“成都的八角街”。這兩個現象本身就說明了在成都活動的藏族群體和他們的一些特點。成都市戶籍藏族人有三萬多,是成都居民人口中最多的少數民族。

成都的藏族有兩個特點:一個是人口居住和活動的相對集中。大概主要分布在武侯區、金牛區,同時周邊的一些縣市如雙流、都江堰、大邑、崇州都有一定的分布,而且形成相對的聚居小區。以西藏駐成都辦事處及其附近的居民小區——“武侯名苑”爲代表;二是商業活躍。他們有專門的街區,叫“藏族文化用品街”,有自己的民族文化特點,對民族文化用品基本上形成了壟斷之勢。此外,有一些典型的企業,比如說西藏飯店、拉薩啤酒公司,還有西藏成辦醫院等等,展現的是川藏聯營的企業的特殊生命力。比如說拉薩啤酒公司,應當說它實際上是一家西藏的小型公司,但是經過在成都的聯營以後,形成了在全國來講也是一個中等公司的規模。西藏企業跟成都的高校聯合,典型的就是跟川大生物工程系聯合,把西藏的土特産,比如說糌粑、荞麥進行加工,提高附加值,爲西藏本土企業找到生存發展方向。

2009年10月28日,四川康巴藏語衛視頻道在成都創建,使用康巴藏語的藏族同胞有了自己的電視頻道。 陳凱攝 新華社

進入成都市的藏族大致由三部分組成,一是西藏及其他藏區在成都的企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的家屬;二是藏族的商人;三是在成都求學的學生。在這幾部分人當中,最富有研究價值的就是商人。因爲他們不像傳統的幹部,他們來自民間,他們的種種影響對藏族來說最具有標杆性的作用。他們要在漢族地區和漢族及其他少數民族形成一種共識的最有效途徑是什麽?就是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藏族商人找到一條自身價值的實現之道,他們分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市場中找到自我。他們對國家政策、社會環境、人文環境都有深刻的理解並加以運用。通過自身經營的成功對漢族地區的人民和漢族地區産生信任,那才是持續的、具有生命力的民族關系。因此,民族關系的改善,主要是市場經濟這只手的調節作用。也就是說,尊重、理解、溝通、交往的基礎是經濟交往,即經濟關系。

藏族到內地是中國民族關系在新時代有機關系的延續和發展。曆史上漢人和少數民族的交融點在于“禮”文化,而不在于血緣。“禮” 的核心趨勢就是漢代形成的大一統國家觀。對于漢族和少數民族的精英來講,他們的使命是什麽?就是要維護大一統的國家政權形勢——漢族如此,少數民族也是如此。少數民族的政治抱負是要入主中原,入主中原就是接受中華這個“禮”。 這就是元朝建立、清朝建立的一個根本原因,最終他們還是接受了中華文化。所以作爲藏族來講,雖然地處邊陲,它的政治精英向東、向內地發展成爲曆史的必然和使命。

今天必須要通過市場化來促進西藏及其他藏區經濟的發展和藏族素質的提高,通過這兩者來形成漢藏以及漢族和其他民族一種堅實的、全面的、相互依賴的民族關系。

藏族在成都的活動透露了一些非常具有生命力的苗頭,如果加以深入發掘的話,我想帶來的不僅僅是藏區的發展,不僅僅是漢藏民族關系的良性發展,對于解決整個中國的經濟社會轉型問題、中國的社會穩定,都很有價值。總之,只有把漢族地區和藏族地區一體地看待,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

斯農平措

(藏族,西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研究院教授)

成都是漢藏文化和漢藏交流的典型城市。每年有100多萬藏人流動。這方面的典型案例很多。

來自地震災區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民族中學的學生住進了四川省都江堰八一聚源中學寬敞、明亮的宿舍樓。新華社

我們現在關注的是婦女問題、就業問題、城鎮化問題;那麽甘孜藏族自治州丹巴縣(美人谷)的婦女在都市的生活就是個非常好的例證。可以這樣講,美人谷有數千婦女在內地城市傳播嘉絨傳統歌舞文化,從人口比例來說,可能在藏區、甚至在全中國是婦女進入城鎮、就業率最高、最多的一個縣。

藏族的餐飲和音樂、歌舞在成都的發展也是個典型的方面。像我們經常去吃的“阿熱藏餐”這樣的藏餐吧就是享受到了改革開放的成果以後,在都市站住腳、發展起來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南民族大學在成都建立了60年,已經培養了幾十萬少數民族地區建設人才,它實際上是中國民族政策的成果,也是江澤民同志所說的“三個離不開”(即“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是由56個民族構成的,在我們祖國的大家庭裏,各民族之間的關系是平等、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離不開。”)的真實寫照,某種程度上是城市文明反哺周邊文明的一個典型的案例。

石碩

(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內地城市裏,成都是對西藏和其他藏區的輻射和影響力最大的一個城市。雖然空間上成都和拉薩的距離很遠,但西藏的藏族對這個城市的認同極高,成都流行什麽,拉薩就流行什麽。我們四川大學一直是和西藏大學聯合培養研究生,有很多西藏的學生在川大讀書,都是藏族,他們無一例外對成都的認同度極高。有這幾個原因,一個是藏族在成都沒有任何壓力,很自由,比如說到飯館、娛樂場所、購物,成都人很熱情,很好打交道,就和他們在拉薩差不多,沒有任何障礙,有家的感覺;另外就是這個地方的東西非常好吃,品種多樣,價格公道。他們覺得只要到了成都就相當于回到家了。民族關系從來不是空洞的,它都是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等具體關系組合起來的,如果集中采訪一、兩百個到過成都的西藏的藏族,讓他談他對成都的印象、經曆和感受,原始地記錄下來,就是一本很好的民族交融關系的書。

在四川省都江堰市八一聚源中學,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民族中學學生參加複課儀式。 陳凱攝 新華社

現在的漢藏關系有一個很大的變化,曆史上盡管有茶馬古道、朝貢等交流,但這些交流以官方渠道爲主,民間爲輔。現在由于市場化、城鎮化這兩個強大的推動力,實際上漢藏交流已經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規模,而且是民間爲主,即無論是讀書、求職、經商,還是旅遊、看病,都是出于自身的需要而來的。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趨勢。

王川

(四川師範大學曆史系教授、中國近現代經濟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成都的藏族流動人口可以分爲經濟型、智力型、養老型、勞力型幾種類型。

漢藏文化無論是血緣還是文化都非常接近,相互認同感強。血緣上DNA 和分子基因圖譜研究都能夠證明;文化上都崇信佛教,藏傳佛教往北、往西、往南的傳播口子都被其他宗教掐斷了,只有往東面走。

我所在的四川師範大學現在有300多藏族學生,有10多個藏族教師。川師在2003年就成立了“格薩爾藏文化協會”、“西羌文化社”等學生社團,經常開展校際互動活動。我一直擔任這些學生社團的指導老師,感受師生都有一個共識,就是無論是漢人、藏人、羌人,都是中國人;無論是漢族、藏族、羌族,都是中華民族。

陶斯文

(西南民族大學民族研究院副教授)

我們在成都的棠湖中學,還有雙流的機械職業技術學院、“安康家園”做過教育方面的抽樣調查,發現藏族到成都後基本能夠和諧地融入到這個城市,而且在實現文化認同這個重構過程中也非常順利。原因可能主要有幾個方面:

一是藏族流動人口的經濟收入可能高一點;二是語言交流沒有障礙;三是當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如雙流,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政府就規定只要買的房達到90平方米以上,你就可以把戶口遷到雙流來,就使他(藏族)可以很快地就成爲當地的居民);四是家長對教育重視;五是社區管理非常到位。成都的“聯動協調機制”比較好,三州(甘孜、阿壩、涼山三州)有很多成都辦事處,和成都市政府間的溝通很好;六是成都人包容性強(成都人不排外,對藏族同胞也很認可);七是帶來文化的一種補充,比如說鍋莊、弦子已成爲當地人(包括漢人)主要的健身娛樂方式。

◎居住在四川成都雙流縣的甘孜籍藏族老媽媽澤仁在玉樹地震後,來到接管地震傷員的華西醫院擔當起志願者。 新華社

因此,就算他們即使有鄉土文化和城市文化的差異,還有民族文化的差異、地域文化的差異,但是由于上述因素,藏族也能夠很好地和成都本地人和諧相處。

李錦

(女,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成都市的藏族流動人口主流是“鍾擺式流動”,每年天熱的時候他會回西藏或者其他藏區避暑,到了冬天,他就出來避寒。學生放假的時候都回去了,開學時又全回來了。過節放假時都湧至成都休假,假期一完就返回藏區。

我所在的四川師範大學現在有300多藏族學生,有10多個藏族教師。川師在2003年就成立了“格薩爾藏文化協會”、“西羌文化社”等學生社團,經常開展校際互動活動。

成都的藏族流動人口類型比較多樣。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出現了新的變化,主要是民間、自發的形式成主導。民間自發的大體上有幾種類型。一是做生意型的,因爲成都是整個西南地區的中轉中心,進藏的物資基本上在這裏中轉;二是養老型的,養老型的逐漸從以前的幹休所式聚居轉向自發購買商品房分散定居;三是教育型的,藏族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度空前提高,但凡有點能力人員都願意將子女送到內地來上學,但他們並不願把子女的戶口遷來成都,因爲孩子以後還要回西藏或者其他藏區參加當地優惠政策下的聯考招生。實際上這部分人是利用了成都優質的教育資源,同時又利用了西藏和其他藏區的優惠政策,是兩頭占,爲子女遷居內地人口是比較多的。

民族問題的根基是平等,平等體現在給他提供的社會服務、公共服務的環境都是平等的。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個案,就是都江堰市在“5·12”災後房屋重建。“5·12”地震以後都江堰很多房屋損毀了,都江堰市有一套針對災民的房屋重建,但沒有說是針對哪個民族的,完全是針對所有災民的。在災後重建、房屋分配這個過程裏面,藏族移居者找到了作爲一個都江堰市民的感覺。

我一直覺得居住格局對民族關系非常重要。居住格局在早期時肯定是更多帶有民族性,就是說我到了一個地方就跟我同民族的人在一起,但是城市的高流動性使得民族性越來越淡,會變成社會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早期出來的年齡比較大的這批人,大都是聚居的,但是他們的子女多數是散居的。這個趨勢很明顯。但是不管怎麽散居,他都有一個藏族自認的網絡,這個可能是都市環境下面一種文化的網絡,這個網絡沒有破,這個也很重要。

過去的朝貢體系規定你什麽樣的人能來,什麽樣的人不能來;你要遷徙也是有限制的,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還有戶籍卡著。但目前從成都市的情況看,對于藏族到這個地方來,沒有任何法律、法規、政策的限制,我覺得沒有限制本身就很有曆史性的意義。

潘蛟

(彜族,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西部民族東流已經成爲一種趨勢。這裏面有幾個節點,一是改革開放以後的市場化,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這期間,像西南、東北的有些少數民族開始進城,比如苗族、瑤族、朝鮮族以及藏族;二是2000年後,有一個特別大的拐點,少數民族往南流動,不僅僅是做些小生意,有很多被卷到珠三角、長三角的制造業中,成爲中國制造業的一部分。這對我們真正理解東西部的關系也很有意義。以前,我們強調東部帶動西部的發展,但實際上是西部在支撐東部的繁榮。

東部少數民族人口的增長,東部民族構成的多樣化,對東部民族關系的改變有很大影響。廣東的民族人口是中國少數民族人口增加最快的城市。另一方面,少數民族地區又出現了空巢化,比如東北延邊的朝鮮族,一部分低端的去韓國打工,高端的在青島的韓資企業做管理,青島估計有20——30萬,中間有約10萬是獲得戶籍的,成了當地的居民。

民族關系過去是區域性的,但現在區域被打破,是少數民族流動打破了區域限制。從離散再到聚居,東部又出現了新的民族聚居區。與此同時也提出了新的問題:民族文化的延續,結社的訴求,還有社區的選舉,區政府、區人大的代表性問題,這些都對當地社會形態形成新的挑戰。

杜永彬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代研究所研究員)

生活在內地,尤其是大都市的少數民族人口越來越多,而且成爲人類學、社會學,甚至政治學研究關注的熱點。西藏和四省藏區在內地生活的藏族主要在成都和北京兩個地方,北京差不多有1萬多人。

說到內地藏族,有兩個關鍵詞值得關注,第一個是參與,第二個是分享。參與,正因爲他流動了,就可以參與到中華民族的發展中去,參與到國家的科學發展中去。參與是各方面的,拿流動人口來說,可以分爲四個方面,經濟上的參與是首要的,很多人是被經濟吸引而來的;第二個是政治參與,比如在黨政部門工作;第三個是文化參與,藏族文化在內地的傳播增強了中華文化的多元性;第四個是宗教參與。參與也是一種人權。分享,就是因爲他們到內地生活、工作、學習,他們才能分享到國家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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